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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观看话剧《简·爱》
2009年岁末的12月18日,我去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观看了话剧《简·爱》。英国女作家夏洛蒂 ·勃朗宁原著,王晓鹰导演,简·爱由陈数饰演,爱德华·罗切斯特由王洛勇饰演。
观看这场演出是我向往已久的艺术活动。当然首先是因为它的 “经典爱情” 内容,其次是它的主演阵营。陈数和王洛勇都是我喜爱的演员。
年轻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时,曾多次读过这部小说,里面的一些对话,我甚至可以背诵出来,我为主人公简·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她的自尊、她以弱小的身躯反抗强大外力的不屈精神,始终是我待人处事的原则。这种精神支持着我,使我顺利完成了学业,使我有了今天在业界、在同事,以及在亲朋好友当中应有的、令人欣慰的评价。在这一点,可以说我的人生不是失败的。当然,人不是为了别人对你的评价而活着,但我也做不到对别人的评价无动于衷。记得有一位同事常以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哪来的那么多‘原则’!?我就不在乎那些。” 的确,我有一些始终遵循的做人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尊,决不因个人利益得失而放弃我的内心的尊严。我在简·爱身上体会到了这一点。
今天观剧,好像又有了一点“人生的新体验”,那就是 “敢爱敢恨”。回忆起我的一生,这点似乎做得不好。有的时候,我不敢爱也不敢恨。“爱”,只藏在心里,从不大胆表白。究其根源,还是在那“自尊”之中。“恨”,也只藏在心里,因为我太渺小了。就是上面这段文字,换了在几十年前,我都不会让它“白纸黑字”地留在人间的。今天算是在“简·爱精神”的感召下,终于“坦白”了!简·爱说:“上帝给予了我们爱的权利!我爱过!I loved!”
陈数和王洛勇的演出无懈可击。他们演得很投入、充满激情,感动了我,感动了座无虚席的整个话剧场观众,特别是罗切斯特那用英语原文发自内心的呼喊“Jane! Jane!......”使全场震动,使我不禁泪下。 话剧从19点30分一直演到10点一刻,中间没有常规的幕间休息15分钟。全场自始至终鸦雀无声,除了掌声和感叹声。演员们一定很累了,因为这是一气呵成的演出,对演员的声音、体力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除了他们的艺术造诣,他们一定也是被这部经典著作所宣示的精神所打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么美好的艺术享受!
再说一点题外活:国家大剧院的宣传广告工作可说是做到了家的。说明书都不算在此列。我要说的是别的:剧院出售印有简·爱特征换面图案的T恤衫,有黑颜色的、黄颜色的和绿颜色的,就连衣服的价签也是国家大剧院专为《简·爱》设计的。我想,也许,设计者也为简·爱精神所折服吧?一笑。
我们翘首盼望的欢乐日子终于来到了:自6月9日至7月23日,我们和鲁鲁、京京,我们最亲爱的孙子和孙女在一起度过了快乐
的一个半月。人人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这话太正确了。不管别人如何评价,我总觉得我的鲁鲁和京京是最最可爱、聪明的孩子。
先说鲁鲁。
鲁鲁是哥哥,他现在五岁两个多月,比妹妹大三岁。在机场,他一见到我,就很亲热地跑过来,叫“奶奶”,我激动地把他拥入怀里亲亲他。 鲁鲁懂事多了,明显比去年懂事很多。当然,也淘气多了,“七岁八岁狗都嫌”,他也快到这个年龄,淘气正是他成长的必然表现。在家里,他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没有多少机会看电视。现在到了奶奶这里,有奶奶“惯着”(这是爸爸的话,其实我并没有怎么惯他),可以撒开看了,他完全“掌握”了遥控器的使用,对于两个房间的电视频道摸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也不是毫无节奏地光看电视,只要事先说好了看到什么时候必须关机,他虽然不情愿,还是会遵守诺言的。
鲁鲁的口头语是“你知道吗”,然后就按他自己的理解给你解释。比如关于地球的形成,你只能相信他的“结论”:地球是爆炸形成的。你能反驳他吗?只好“认了”。我和他爸爸带他和妹妹去了一次天文馆,他半知半解地看得津津有味。
鲁鲁的英语发音美极了,一口标准的“伦敦”音,因为他幼儿园的老师是英国人。他不但发音准确,语调也很地道,是我接触过的孩子当中最准确的,这里可没有一点“孩子是自己的好”的偏见。不信?你可以测试测试。可惜他们已经回到美国去了!我试着教他德语发音,开始是从一教到十,他跟着我说eins, zwei, drei, vier, fuenf, sechs, sieben, acht, neun, zehn ,突然,他自己说出了“十一elf”,我很奇怪,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教过我的。”是的,去年我好像教过他,但他别的字全忘记了,只记得一个“elf 十一”。他的德语发音也很准确,特别是德语的“oe”,就是“O”上面加两点的那个字母。就这样,我们很快一口气学到了“二十 zwanzig”。我接着教他说“二十一”,德国人的思维逻辑是:“二十一”要说成“一和二十”,要读成“ein und zwangzig”,鲁鲁除了跟着我读以外,还举一反三地说到了“二十九”,即“九和二十, neun und zwanzig”。就这样,我们一直说到了“九十九,neun und neunzig”。他能举一反三地正确说出这些数字,说明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不错。有一次,他在与身在美国的爸爸打电话时,准确地给爸爸说这些的德文数字,我在一旁听了心里热呼呼的,想当年,当他的爸爸、我的儿子彤彤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教的。时间过的真快呀!
鲁鲁会说“西班牙”语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因为他的大舌颤音很好,他父母觉得这对以后他们选学西班牙语很重要,因为美国学校一般都要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一外语,便鼓励他多练。不料有一天,鲁鲁在爸爸妈妈面前说了一大串带大舌颤音的话,他爸爸妈妈以为他在学校学了西班牙语,后来一问,才知道那是他自己“创造”的西班牙语!到北京后,他给我也来了这么一段,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说,一个小朋友在外面丢了一个东西,可是后来又找着了。”我听了很吃惊,他的小脑袋瓜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大人真是不知道,那一定是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有时候我喊他,他不理我。我说:“这很不礼貌。”他说:“奶奶,我正在想事呢。我的脑子在转呀转呀,在想问题!”我想,他一定进入了一个美好的、童话般的世界。
鲁鲁知道他们很快要返回美国去了,心里不情愿,问他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去美国?我不愿意,我要留在北京!”我连忙解释说:“你的假期满了,你回去该上学了。明年你还到北京来,奶奶等着你。”有一天早晨,我们还没有起床,鲁鲁躺在我身边,他翻过身对我说:“奶奶,我有两句话要对你说。”第一句话,我忘了,只记得他的第二句话是:“奶奶,我回美国以后,我会想你的,我就挨不着你了,你现在抱抱我吧!”我当时眼睛一热,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我赶紧抱着我的小鲁鲁,亲亲他,对他说:“奶奶也会想你的。你要是想奶奶了,就给我来电话吧!”鲁鲁回到美国后,很快给我来了电话。当然,他还是很高兴回到自己的家的,告诉我,妈妈给他做了很好吃的排骨,还有西红柿鸡蛋面面。还告诉我:“妹妹听话多了”,他没有忘记我嘱咐他的话:“以后要当好妈妈的小助手,带好妹妹,对妹妹要谦让,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明年,当鲁鲁回到我们身边时,他一定成长得更乖了,更像一个男子汉了。我们会好好地等着。
再说京京。
京京两岁零四个月了,她是个“小美女”,无论走到哪里,在路上,在汽车里、在商店,凡是看到她的人,都会说:“这姑娘真好看。”京京长得清秀、端庄,是非常惹人爱的。她不像哥哥两岁多的时候。哥哥见到生人很害羞,不愿意叫人。京京可不,对人很“友好”,什么“奶奶好”、“爷爷好”、“叔叔好”、“阿姨好”,开口就出。别人问她“几岁啦?”她马上伸出两个小手指头说:“我两岁啦!”
别看京京小,她也有自己的思维方法。如果她想从哥哥那里得到什么东西,她会说:“哥哥,我乖,我听话。”如果她不愿意做某一件事,知道大人会说“京京听话,做个好孩子”,于是她会抢先说:“我不乖,我不听话!”意思是说“你们说什么也没用。”如果你不让她干某一件事,对她说:“这个很辣,”她就说“我要吃辣的”,你说“这个很苦”,她就说“我要吃苦的”,叫你一时还真没有“对策”。待到大人生气了,她会哭着说:“我犯错误啦!”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谁还忍心去“惩罚”她呢?!
别看京京小,干起事情来特别认真,注意力很集中。有时她会一个人在那里拿着蜡笔画画,口中念念有词地说“我要画一个太阳放光芒”。她很爱拼图,很专心、很认真地拼好一幅图后再拆开,说“再从头来一次。”我在北京没有买到好的拼图,以至于京京对我说:“这个拼图太简单啦!”一幅小大人的样子。
京京会唱许多歌,我想她很可能不懂意思,比如唱《小草》,里面的“你看我的朋友遍及海角天涯,”还有“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她就是一味地模仿,而且一字不差。这点,我在《好样的,小京京》里说了不少,这里还想多说一点。我认为这真是一种能力:模仿能力加上清晰的口齿,因为有些音是完全没有连贯的意义的,比如我拿着国家的国旗教她说国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立尼达多巴哥”、“印度尼西亚”等等。我总想,也许她将来可以学语言?可是你说她不懂意思吧,有时候好像他又懂一点,比如我教她唱《掀起你的盖头来》,爷爷有一次唱成“好像天上的弯月亮”,她马上说:“不对,是’树上的弯月亮‘”。又如我唱“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她会更正说:“不对,是‘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看DVD时,她可以给我讲解情节发展,可以吧整个故事介绍给我。这不仅需要记忆,还需要理解。从这里看,还不是语言能力的问题。她还小,一切听其自然吧。
说大人们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好理解,没想到我们的京京也懂其中学问。她要看DVD了,一定乘哥哥不在时说;“奶奶,我要看小鼹鼠。”因为哥哥老是要看赛车的。
京京还是个“导演”。有一次,她对我说:“奶奶,我长翅膀啦。你说‘飞一个给我看看!’”我照样说:“你飞一个给我看看!”于是,她站在凳子上,张开双臂往下一跳,真像飞下来似地。她和哥哥喜欢用箱子、被子做成一个小屋子,躲在里面“过家家”。兄妹两人在里面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过日子的话,有意思极了。
我和京京的感情,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开始,当她爸爸还在北京时,她不要我。爸爸休假期满回美国去了,而妈妈还有一周才到,中间有一周的“真空”,我以为她会闹,谁知她不但没闹,甚至在妈妈来了以后也照样跟我好,不要妈妈。晚上睡觉前对妈妈说;“你走吧,我要和奶奶睡。”有时我刚哄完她躺下,我赶紧出来干点别的,有时是看电视,她会跑出来说:“奶奶,我困了,你也困了,咱们睡觉去吧!”她妈妈说:“你自己去睡吧,不要缠着奶奶!”她却说:“我就是要缠着奶奶,不缠着妈妈。”有时她受委屈了,或者哭了,她会可怜兮兮地跑到我跟前说:“妞妞哭了,奶奶抱抱!”我连忙把她抱在怀里。对我来说,京京的这一份感情,这真是一种享受,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回到美国后,据她妈妈来电话说,京京老是在问:“奶奶呢?”“我要到奶奶的厕所里撒尿!”这时,哥哥会受妈妈委托说:“奶奶家在北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今年暑假,由于HINI的问题,不但害得他们和彤彤无端地在燕翔饭店关了一周的“禁闭”,也害得我不敢带他们出去玩,生怕把他们弄病了。现在他们回到美国去了,我一方面是舍不得他们,另一方面也有些如释重负的心态:他们一家人总算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个暑假了。
至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等待,等着我们的鲁鲁和京京明年暑假又来到我们身边。那时候,他们一定长大了,不知会带给爷爷奶奶什么新的故事。
笑
笑
“笑”,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概念和表情。但是,今夏从俄罗斯旅游回来,才悟出“笑”原来是那么含义深刻、是“不到火候”做作不出来的表情。
我们在俄罗斯一共停留了九天,游览了莫斯科及周边的古城,游览了圣彼得堡,所到之处,表现俄罗斯悠久历史的古迹、令人叹为观止的雄伟建筑奇观、广袤无边的森林田野,无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为之倾倒。
一番旅游的“忙碌”之后,心中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细想起来,原来是:我们没有看见俄罗斯人的笑脸。和我们有过接触的人可谓不少,有宾馆的接待服务人员、餐厅服务员、商店服务员、列车服务员等等,他们一个个表情严肃,没有笑脸,即使你笑着脸对他说“你好”时,他也是板着脸回答你一声“你好”。他们的表情,完全没有了“微笑服务”的影子。从他们的表情上,你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只是“不笑”而已。好像一切都是“公事公办”,用不着笑。
这到底为什么呢?我曾经为同样的问题困扰过。记得几年前,我的一位多年和中国有着技术往来的奥地利朋友,从改革开放初期起,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中国一趟,记得是九十年代的一天,他忽然对我说:“现在的中国真好,无论在哪里,我都能看到你们多姿多彩的衣着,看到我很想看到的笑脸。从你的笑脸,我能感觉到你是多么愉快满足。”我当时心里很纳闷,“你凭什么觉得我们的人原来没有笑脸呢?”对比起我在俄罗斯这几天的经历,我明白了:一个外国人,他对这种现象是很敏感的。我们天天生活在中国,体会不到人们表情的变化,但是作为外国人,隔了一段时间,他就可以发现这期间的变化了。我们在中国,习惯了无处不在的“微笑”,我们享受着“微笑”带给我们的欢乐与满足,到了俄罗斯,没有人对我们微笑了,甚至当我们微笑时也得不到别人的回应,当然会不习惯。
“笑”,看似简单,是一个人们最容易做出的表情,但它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与国家、与家庭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从某一个角度,“笑”与“不笑”的确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精神面貌,或者说反映出人心、民心。是啊,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在我们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的年代,在我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的年代,我们很少笑,笑不起来。打到了“四人帮”,我们精神上获得了解放,紧接着,国家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我们生活一天天改善,我们笑的多了,“开怀大笑”已司空见惯。心情好了,见人就“笑脸相迎”了,特别是咱们国家的“八大员”,更是不等你笑,他就先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少见俄罗斯人笑或者根本不笑,但是我想,他们也一定有着自己的原因,像我们过去那样,有着国内国际和家庭的原因。要不然的话,“笑”没得罪他,中国游客没得罪他,他干嘛要板着脸呢?我坚信,我一定会看到俄罗斯人像我们过去在苏联电影中看到的那样的哈哈大笑,开怀大笑。苏联电影《丰收之歌》中女主角银铃般的笑声至今仍铭记在我脑海中。希望下次有机会去俄罗斯时,我能像我的奥地利朋友那样对俄罗斯友人说:“我喜欢你们俄罗斯人爽朗的笑声,你们俄罗斯人个个喜笑颜开,太令我感动了!”
第一次走进北大红楼(续完)
经过了十个月的闭馆“复原”装修,红楼应该是恢复了原来的摸样,但是正式对外开放的只有一楼,即原来的图书馆部分。闭馆以前,其它楼层是否曾经开放过,我没有打听。不过以后我肯定会知道,因为我肯定还会去参观。
走进红楼一层图书馆,立刻置身于“五四”先驱们工作的地方。图书馆主任室,是当年李大钊的办公的地方,朴素简单,外屋会客,里屋办公,还有一把休息用的藤制躺椅。一楼,还有陈独秀的办公室。据说胡适之的办公室在楼上,那里还有文学院的教室。我看见,一楼某阅览室进口的门旁,摆了一张桌子,是登记读者的地方,想来,那就是后来的“伟大领袖”工作的地方了。
各展览室的陈设很简单,大多是照片。我一张一张照片仔细地看着,好像要从中发现些什么蛛丝马迹,原来,我是想在某一份入学者的名单中发现父亲的名字,结果当然是没有。但是我看到了父亲的好朋友刘半农的照片,父亲曾向他的哥哥刘天华学过二胡,《汉宫秋月》、《病中吟》、《空山鸟语》等曲子的旋律,是我们能熟背的。刘半农先生给父亲写了一个条幅,里面的句子,我模模糊糊、半懂不懂地还略略记得几句:“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任,不应更任,五十不应出家,六十不应出游”。我还看到了周作人的字迹,它对于我是那么熟悉,一下子跳入了我的视线,,好像老朋友重逢,原来,我家也有一幅周先生送给父亲的条幅,上面的文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落款后面的印章“周作人”三个字是反着的,不知为什么。后来父亲有一枚印章“费立夏”也故意刻成反的,同样,我不知为什么。父亲曽对我说,他尊崇鲁迅,但更尊崇周作人,他喜欢周作人的散文。打到“四人帮”后,父亲和我还专程去北京图书馆拜访过周先生的儿子周丰一。人说周作人是汉奸,父亲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周先生有难言之隐。
走着、走着,我好像置身于大师身边,内心竟然有一股要聆听他们讲学的冲动。他们是怎么教书的呢?一定不像现在的“老师”照本宣科,可能会像“五四”时期的的青年、后来在北大给我们讲授《德国文学名著选》的冯至先生那样风趣的吧?记得冯先生讲课时,从来不带讲稿,却能画龙点睛似的把问题阐述清楚,让我们茅塞顿开,让师生一同开怀大笑。
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几乎聚集了那时中国的所有的文化精英,他们都是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是开路先锋,看着图片,想着他们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的种种遭遇,不禁使人感慨万千。历史的前进,自有它的客观规律,谁也别想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我参观完毕、走出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时的心情。